新疆、西藏、蒙古位于清朝西部和北部的边疆地区，在清代被称为“藩部”，由理藩院管理，并以将军、都统、大臣驻守。《皇朝藩部要略》《蒙古游牧记》《清史稿·藩部传》等史籍对清代新疆、西藏、蒙古的情况有详细记述，有助于人们了解清代边疆历史特点，认识边疆民族地区的重要性。
自古就属于中国且地位重要
中国是一个具有五千多年历史的文明古国，地大物博，人口众多，民族多元一体，发展延续不断。尽管在发展变化过程中，发生过许多次朝代更替，但是，这些都是中国的内部变化，中国整体局面并没有受到根本影响，反而是在变化中有了新的发展。清代西部、北部边疆地区自古就属于中国，不同朝代都有专门机构进行管理。蒙古地区，在秦朝曾被九原郡管辖，在汉朝设立了使匈奴中郎将及安定等属国，在唐朝设立了安北都护府、单于都护府，在元朝有岭北行省，在明朝封蒙古首领为顺义王等。新疆地区，汉朝曾设立西域都护府等军政机构，唐朝设有安西都护府、北庭都护府，元朝设立北庭都护府以及阿力麻里元帅府等，明朝设有哈密卫及有关指挥佥事，以及封蒙古首领为顺宁王、贤义王、安乐王等。西藏地区，元朝设有帝师、宣政院以及吐蕃地区的都元帅府进行管辖，明朝设立乌斯藏都司、朵甘都司和诸法王。综上可见，清朝对新疆、西藏、蒙古的管理，实际上是中国历史上管理西部、北部边疆地区的延续和发展。
清代西部和北部边疆地区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具有重要地位，尤其表现在稳定政局方面。对清廷来说，既有历史经验，也有现实教训。历史经验就是明朝与瓦剌的关系，瓦剌是明朝人对西部蒙古的称呼。明成祖朱棣即皇帝位后，曾派使臣告谕瓦剌部。永乐六年（1408），瓦剌首领马哈木等遣使向明朝贡马请封；永乐七年，明朝封马哈木、太平、把秃孛罗等首领分别为顺宁王、贤义王、安乐王。正统四年（1439），马哈木的孙子也先嗣王位后，瓦剌势力处于极盛期。正统十四年，也先大举攻明，宦官王振挟明英宗亲征，败于土木堡，明英宗被俘，被称为“土木堡之变”。随后，也先直犯京师，被于谦击退，只好与明讲和，送还英宗，致使明朝政局发生了很大变化。清朝皇帝熟悉历史，不可能不知道这段故事。现实教训则是平定准噶尔部用了三代人几十年的时间。康熙年间至乾隆年间，准噶尔蒙古噶尔丹、策妄阿拉布坦、噶尔丹策凌以及阿睦尔撒纳等与清廷的和与战，带给清廷无限的烦扰，极大地影响了清廷统治秩序的稳定。乾隆皇帝认识到，不彻底解决漠西蒙古准噶尔部的问题，蒙古地区就不会得到最后的安定，清廷在中原内地的统治也将受到影响。这正是他下决心解决准噶尔问题的根本原因。
民族和宗教特点显著
清代西部和北部边疆的主要民族是蒙古族、藏族和维吾尔族等，都是中国的少数民族。在归附清朝以前，蒙古族正经历封建领主制发展阶段，其居住地区形成的各部，就是规模不等的封建领主集团，拥有大小不一的封建领地。其中，牧户是基本经济单位，要提供赋税和兵役。在各封建领主之间，还存在着集会形式，用以调解彼此间的关系。各部蒙古族的社会经济以游牧畜牧业为主，打猎、捕鱼、手工业和其他副业为辅。有些地区，农业有了相应的发展，与中原等地的贸易水平也有了提高。各部封建领主之间不断发生战争，社会经济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受到破坏。归附清朝以前，西藏处于封建农奴制社会，官家、寺院、贵族形成三大领主，属于社会上层，是统治阶级，属民则成为社会下层，是被奴役者，也是主要生产者。农业、畜牧业和手工业是藏族社会的主要经济形式，此外，与云南、陕西、甘肃等地也有贸易往来。
与中国其他少数民族一样，维吾尔族在维护国家统一、反对外来侵略和民族分裂方面作出了突出贡献，产生了许多杰出人物。在归附清朝以前，维吾尔族社会是世袭封建主统治的社会，实行世袭的伯克制度。各级大小不同的世袭伯克，就是大小不同的封建领主，其中汗的地位最高。经济上，维吾尔族社会以个体农业和手工业生产为基础，生产者就是受各级大小不同的世袭伯克剥削和压迫的属民。维吾尔族在农业、采矿、冶金和手工业方面都有所发展，与内地的贸易也很密切。由上可见，清代西部和北部边疆多是少数民族居住区，在社会制度、生产方式、经济发展模式等方面各有其特点。
清代西部和北部少数民族居住区的主要宗教是藏传佛教和伊斯兰教。7世纪，佛教传入吐蕃，与当地苯教相互影响，逐渐形成了藏传佛教，并一度兴盛。9世纪中叶，当地统治者兴苯灭佛，藏传佛教受到限制。10世纪后期，藏传佛教再次得到发展，形成许多派别。13世纪后期，在元朝扶持下，上层喇嘛开始掌握西藏地方政权。15世纪初，宗喀巴进行改革，创立格鲁派，亦称黄教派，在西藏逐渐得势。这是藏传佛教在西藏发展变化的大致情况。藏传佛教在蒙古地区的传播有一个过程。先是蒙古族贵族在对西北用兵过程中，接触到藏传佛教中的萨迦派，即红教。后来，由于元世祖忽必烈的推崇，藏传佛教开始在蒙古族上层贵族中传播。16世纪末叶，黄教派传入蒙古，首先在漠南蒙古传播，归化城的伊克召（弘慈寺）、席力图召（延寿寺）、美岱召（寿灵寺）等寺庙相继修建，成为喇嘛僧布教活动的场所。随后，喀尔喀蒙古也开始信仰藏传佛教，明万历十七年（1589），喀尔喀蒙古建立额尔德尼召（光显寺），延请大活佛前往讲法。藏传佛教传入漠西蒙古的时间要稍晚一些。明万历四十三年，栋科尔满珠习礼胡图克图以四世达赖喇嘛云丹嘉措代表的身份，来到漠西蒙古，劝说和硕特部封建领主拜巴噶斯等皈依藏传佛教。从此，藏传佛教在漠西蒙古传播开来。明清之际藏传佛教在我国蒙古族各部广泛传播，不是偶然的，这既是蒙古族封建领主政治上的需要，又是广大牧奴精神上的需要。伊斯兰教在中国旧称回教、天方教、清真教等，7世纪传入中国。伊斯兰教分为逊尼派和什叶派两大教派，传入中国的主要是逊尼派。西域的维吾尔族等信仰伊斯兰教。从以上可以看出，藏族、蒙古族信仰藏传佛教，维吾尔族信仰伊斯兰教。全民族信仰同一种宗教，这在清代西部和北部边疆地区是一大特色。
与内地有密切联系
从历史上看，清代西部和北部边疆地区，在经济、文化等领域与内地联系密切。汉朝开辟和维护了中原内地通往西域的道路，被称为“丝绸之路”。通过丝绸之路，中原内地的丝绸输入西域，促进了西域毛织水平的提高。中原内地的铸铁技术、制陶技术、制漆器技术、穿井技术也传到了西域，促进了西域生产技术的发展。纸张也开始在西域使用，中原文化对西域产生了影响。西域的一些农作物和乐器传到了内地，丰富了内地人民的生产和生活。特别要指出的是，佛教正是在汉朝通过西域传到中原内地的。在唐朝，西域和中原内地的关系更为密切。西域各少数民族有许多人留居长安（今陕西西安），为中原内地的发展作出了贡献。随着内地和西域人们往来的加强，内地开始使用西域的造酒技术，西域的音乐也传入内地。元朝修建了连接西北边疆和中原内地的驿路和驿站，使两地的商业往来日益增多。畏兀儿商人把当地的特产运到内地，再把内地的商品运到西北地区，促进了两地的商业繁荣。内地的农耕技术、雕版印刷术传到了西北地区，提高了西北地区的经济文化水平。在元朝，吐蕃地区和中原内地的经济文化交流也有了发展。吐蕃地区的建筑、美术、工艺等被介绍到中原内地，内地的雕版印刷术传到吐蕃地区，促进了吐蕃文化的发展。在明朝，许多西域商人往来内地，有的在京商贩，留住三四年之久；有的沿途寄住，贩物谋利，经年不归。通过贡使和商人的活动，西域的良马、玉石以及各种鼠皮运往内地，内地的粮食、茶叶、纱罗、棉布、瓷器、纸张等运往西域。蒙古和内地的经济文化交流也很频繁。中原内地的药物、纸张、书籍通过各种途径传到蒙古地区。西藏和内地的经济文化交流也得到发展。一些乌斯藏僧人将藏传佛教及佛教艺术传入内地，又把内地的文化及纸张传入西藏，促进了西藏佛教典籍和文学、史学著作的刊行。
进入清代以后，蒙古、西域、西藏都和中原内地有经济文化交流。顺治十二年（1655），清廷允许喀尔喀蒙古八扎萨克，每年进贡白驼一、白马八，照例各赏给银茶桶、茶盆、蟒缎、缎布等物。顺治十三年，清廷决定，厄鲁忒达赖汗使人返还，给驿马25匹、马车12辆。其带来马驼，每宿处给与草料，至西宁止。顺治十八年，清廷又决定，厄鲁忒来贡者，途中买来喀尔喀男妇子女，准其转卖，令买主于户部存案。康熙二十二年（1683），清廷决定，厄鲁忒噶尔丹进贡使臣，有印凭者，许进内；其噶尔玛等四台吉使人，无印凭亦准进内。皆不得过200人，余者令在张家口、归化城贸易。西藏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和内地的经济往来，清廷亦有明确规定，对达赖喇嘛多至数百人的来使，清廷也做出必要的安排。乾隆四年（1739），清廷更做出准噶尔和中原内地贸易的具体规定，于寅、午、戌年来京贸易，其子、辰、申年，令于肃州贸易。均由准噶尔地方，将货物起程日期，及何地可至边界之处，预先报知驻边大臣转奏，贸易事毕由原路送还。
综上可见，新疆、西藏、蒙古自古就是中国的固有领土，藏族、维吾尔族、蒙古族是中华民族大家庭的重要成员，西部、北部边疆地区与内地在历史上就有着密切的经济文化联系。因此，研究清代西部和北部边疆的历史特点，不仅要考虑到清朝的史事，还要了解整个中国历史发展的进程。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