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20日，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国家图书馆、中国国家版本馆、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央民族大学等科研机构和高校的相关专家学者出席了“海外藏中国民俗文化珍稀文献”（18种）新书发布会。与会人员表示，18种图书再次印证了中国民俗文化的丰富性与多样性，对建设与完善当代中国民俗学的理论与方法体系，进一步推动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以中国话语讲述中国故事等都具有极大的启发意义。会后，本报记者专访了图书主编王霄冰。

展现丰厚的中国民俗文化

记者：作为民间的风俗生活文化，民俗文化带有鲜明的“草根性”，您如何想到去收集、整理流落海外的中国民俗文献与文物？

王霄冰：这首先与我个人的学习、工作经历有关。我读硕士研究生时师从中央民族大学陶立璠先生，学的就是民俗学。硕士毕业后，我先是去了日本留学，之后又去了德国，在国外待了17年之久。在国外游学和工作期间，我发现很多博物馆、图书馆以及一些私人收藏家手上，保留有大量中国明清以来的民俗文献与文物。事实上，自16世纪西方传教士进入中国，西方人就对中国民俗文化十分关注。19世纪后，西方旅行家、商人、汉学家、人类学家等在中国各地搜集大批民俗文物和文献带回本国，并以文字、图像、影音等形式记录中国各地的民俗活动。而今，这些实物和文献资料经过岁月的沉淀，很多已成为各国博物馆、图书馆等公共机构的收藏品。不少同类资料在中国本土已经散佚无存。调查、梳理海外藏相关中国民俗文献资料的想法，正是我在这一时期萌生的。

2016年，由我主持的“海外藏珍稀中国民俗文献与文物资料整理、研究暨数据库建设”课题获得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的资助。立项之初，我们计划要对德、英、美、法、日等国家主要公共收藏机构所保存的中国民俗文献与文物资料进行系统的调查、梳理，为它们编制目录、建立数据库，并对资料的来源、收藏情况进行研究，评估其资料价值与活化利用的可能性。

到2018年，课题组经过两年的摸底调查，搜集到数千条较有价值的资料数据。为了及时将这些采撷自海外的新材料公之于众，让更多学人了解和利用这些资料，我们与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共同策划、合作出版“海外藏中国民俗文化珍稀文献”图书。之后，出版计划申请获批，出版工作顺利进行。

记者：18种书，可谓体量庞大、内容丰富。无论是来自中国的民俗文献，还是出自西方人之手的民俗记录，都是难得的第一手资料，能否从时间范围、具体内容等方面详细介绍一下？

王霄冰：从时间范围上来说，18种书籍中的民俗资料涉及年代大致以16世纪为上限（除个别文献），1949年为下限。

从民俗资料学的角度来看，这些书籍大致可分为三大类：第一类是对从中国流到国外的民俗文献的直接翻印，像耕织图、苗图、外销画、契约文书、影戏剧本、民间宝卷等，并加上了研究者所作的导读、题解、注释；第二类是翻译17至20世纪来华西方人对中国人日常生活的记录和研究，包括他们对中文文献中民俗相关内容的摘要和梳理，如《中国纪行》《中国童话》《中国歌谣》《近世中国民间故事》等；第三类是对海外藏中国民俗文献、文物，或出自外国人之手的民俗相关记录的整理和研究，如《荷兰莱顿民族学博物馆藏福建民俗文物》《日本藏明清时期中日贸易相关民俗资料选编》等。

图书主要以展现原始资料为主，其中大量珍贵的图片、文献及真实鲜活的纪实文字，展现了丰厚的中国民俗文化及其独特魅力，反映了我国特定历史时期和特定区域中人们的日常生活状况，也体现了西方人的收藏兴趣与学术观念，是明清以来中国文化跨国传播与中西文化碰撞交流的生动见证。

活化利用，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记者：可以说，图书是对中国古代民俗文献的重要补充，对于探寻中华文明之源、理解中华文明的五大突出特性，都具有重要意义。关于这一点，您是否深有体会？

王霄冰：是的，可以说感受颇深。中国民俗文化具有悠久的历史传承性，许多民俗习惯和传统活动有着千百年的历史，并在今天的社会中仍然得到保留和传承。但同时由于地域之间自然地理与历史社会条件的不同，即使是同一个节日，不同地区的人们过节方式也不一样，并且随着时代的变化，一些节日习俗还会发生变迁。这些体现出中华文明连续性、创新性与包容性相结合的特点。

图书中有一本《中国的风俗与岁时》，是由两本译著即美国的何乐益著《中国的风俗》和英国的裴丽珠、俄国的米托发诺合著的《岁时》合成的，通过这些外国人的记录，结合民俗史的研究，我们能够看到中国民俗文化的历史传承与发展演变。

还有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耕织图。所谓“耕织图”，是以农事耕作与丝棉纺织等为主题的绘画图像。耕织图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最早可追溯到战国时期，经汉至唐，不断充实丰富，至宋代形成完整的耕织图体系，并延续至元明清时期。图书中的《海外藏元明清三代耕织图》收录了美国弗利尔美术馆藏元代程棨《耕织图》、日本国立公文书馆藏狩野永纳翻刻明代宋宗鲁《耕织图》、美国国会图书馆藏清代康熙《御制耕织全图》三套代表性海外藏耕织图，并对其版本与收藏等情况作了简要介绍。这些流传海外的耕织图既传扬了中国传统社会“农为天下之大本”的重农理念，也是中国耕织图传承不断的生动呈现，具有多方面的价值与意义。

此外，《德国和捷克藏贵州“苗图”》通过考察不同时期“苗图”的体例内容与形式风格的变化，体现出中国古代中央王朝对于西南地区民族在认知与态度上的变化，从而折射出中国古代边疆与中原地区一体化的历史进程。这些文献典籍对于增强文化认同和国家认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有重要意义。

记者：您在图书的总序中曾表示，整理、翻译、出版这套图书的目的是抢救并继承流落海外的文化遗产，同时做好文献资源的活化利用，下一步在这一方面有何计划和打算？

王霄冰：中国民俗文化作为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承载着深厚的历史底蕴和丰富的民族情感。我们要按照新时代的新要求，推动中国民俗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激活其生命力。

“海外藏中国民俗文化珍稀文献”项目的每本书背后，都有丰富的故事可以挖掘，比如当年西方人在中国搜集民俗资料的故事，中国的民俗文献与文物在海外流传的故事，今天的研究者前往各国寻访和研究这些资料的故事等。如果可能的话，我希望能与媒体、出版社合作，采用纪录片、短视频、通俗读物等更加直观、易懂的方式，把这些故事生动地展现出来。相信这些会有助于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并促进中西文明的交流与互鉴。

同时，“海外藏中国民俗文化珍稀文献”这一项目，将一批相关珍稀资料带回了中国，除了对于中国民俗史、民俗学史的研究有很大助益之外，我们也能从民俗资料的流通过程去体会西方人的收藏兴趣与学术观念，从中注意到中外文化交流中的交互视角。通过批判性地认识与反思近代西方人如何想象中国、建构中国、书写中国，我们可以更主动地构建中国话语体系，讲好新时代的中国故事。

（本文图片除署名外均由王霄冰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