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会人员合影。   程明/摄

论坛现场 程明/摄

  中国社会科学网讯（特约通讯员 赵罗英 记者 曾江 赵徐州）2019年8月24—25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主办的第五届民族研究青年论坛在京举行，这是论坛第一次面向全国青年学子开展跨学科交流，论坛主题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论与实践”。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中央民族大学、南开大学、中山大学、厦门大学、四川大学、中国人民大学、重庆大学、中南民族大学、武汉大学、暨南大学、内蒙古社会科学院、内蒙古大学、内蒙古财经大学、吉首大学、华中师范大学、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中国海洋大学、大理大学等科研机构与高校的58位专家和青年学者参加了研讨。

  24日上午举行开幕式。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所长王延中研究员致辞，他向与会各方表示热烈欢迎，清晰扼要地梳理了新中国成立70年来民族工作的发展与成就，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民族工作的系列重要讲话和汪洋同志2019年7月25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民族工作创新与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展开解读，将自己在“7·25”座谈会上发言的主要观点与青年学者代表们进行了分享。接着论坛筹备小组负责人孙嫱简要介绍了本届论坛的组织情况及安排。

  下半场是主题专场，由三位发言人分别从民族理论、人类学和民族史学的视角，围绕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展开论述。南开大学郝亚明教授以《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与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为题，从理论和现实两个层面阐述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渊源，并对两者的关系进行了辨析。厦门大学杜树海副教授以《多层一统：理解中国文化统一性的新思路》为题，通过对广西中越边境地区的壮族仪式专家与仪式传统进行长期考察，发现地方宗教仪式是由地方“底层”的传统，区域政治体的传统以及王朝国家的传统层叠而成，这种层级与体系里存在着一统性力量，即王朝国家的传统起着法力传递与身份认证的关键作用。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苏航副研究员以《论现代中国的历史叙事与国民认同》为题，对现代中国的主权性质及其历史叙事模式进行了讨论。他认为，现代中国“人民主权”的本质决定了其主权合法性只能建立在人民创生的基础上而非清朝转移的基础上，因此，现代中国的历史叙事必须充分涵纳各个民族共同发展的历史。须用各民族在紧密联系、持续互动的多层次网络体系中共同发展的“历史有机体”的连续叙事取代“华夏中国”或以之为基础的“大中国”不断融合和扩大范围的“一个国家有机体”的连续叙事。之后，中国社科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民族理论室主任陈建樾研究员针对三位发言人的报告进行了点评。

  24日下午和25日上午是分论坛。与会青年学者围绕“多元一体格局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新中国70年党的民族政策实践与成就”“社会变迁与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与发展过程”“文化多样性与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五个分议题进行了分组讨论。

  “多元一体格局与中华民族共同体”分组讨论。内蒙古财经大学王奇昌副教授以《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中的的现代张力及应对之道》为题，指出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发展过程中，如何实现“一体”与“多元”的统一、处理“元”与“元”的张力仍是非常重要的问题，并提出了解决以上问题的原则和具体的对策建议。枣庄学院孔亭副教授以《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内涵及其生成发展》为题，对“中华民族”“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概念进行了考证与解读，并分析了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与发展的历史过程。南京中医药大学刘波儿讲师以《共理共享与交融共进：1947-1948 年民族学界关于多民族共同体国家建构的探讨》为题，在考察时代背景后，分析了民族学界“共同体”国家建构的思路，即厘清“民族自治”≠“民族自决”、 提出“共理共享的区域自治”、构建交融共进的现代化共同体国家。

  西南民族大学博士研究生宋婧以《民族初级统一体到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民族复合体——“白族模式”研究》”为题，分析了大理白族的先民从远古时期僻居西南边疆一隅的一块“蛮荒之地”和分裂之地，逐渐整合为“地域性的初级统一体”，并最终作为地方一族归并入“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过程。广州大学杨熊端助理研究员研究认为，我国台湾地区虽经历多次的历史分化与冲突，但最终能凝聚成自觉的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归根到底基于祖国母体巨大的民族凝聚力和内在精神力量，基于中华文化的价值趋同。中国人民大学博士研究生杨凯以《双重语境下的“多元一体”格局理论与悖论性的民族主义文本》为题，从费孝通先生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文本生成的双重语境、天下与内亚的互动、民族融合的双重性与儒家天下观的协调机能三个方面对经典文本进行了分析。湖北地方立法研究中心姜明坤助理研究员以《民族身份与公民身份的宪法同构》为题，首先对共同体内的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进行了解读，接着分析了“中华民族”入宪作为一种双重身份的价值凝聚的重要意义，最后提出了民族与国家共同体内身份认同的建构规则。论坛最后由中国社科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民族理论研究室主任陈建樾研究员和南开大学郝亚明教授进行点评。

  “新中国70年党的民族政策实践与成就”分组讨论。中国社科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刘玲副研究员以《试论邓小平关于广泛的民族团结的重要论述》为题，回顾了邓小平民族团结思想的早期表达、集中表述与时代阐释，并在此基础上，对广泛的民族团结的基础与核心、历程与发展、涵义与层次进行了分析。四川大学妥佳宁副研究员分析了中国共产党抗战前后相继发表的文件中所表达的态度，以及抗战胜利后中国共产党改组统合各方进步力量，建立内蒙古自治政府，适当调整民族政策，在政治实践中逐步发展出民族区域自治的形式，为新中国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包头市委党校韩婷讲师以《关于构建各民族互嵌式社区的研究与思考》为题，以包头市北梁为例，总结了北梁地区构建民族互嵌式社区的经验和不足，并对构建路径提出了思考。新疆兵团警官高等专科学校稂志诚讲师以《新疆民族交融关系路径的探析》为题，分析了现阶段新疆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情况、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对策建议。湖北地方立法研究中心阿力木·沙塔尔助理研究员以《民族团结立法70年：法律文本、成就与前瞻》概述了民族团结立法70年取得的成就、目前存在的问题，并提出未来进一步努力的方向。中国社科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方静文助理研究员以《民族地区医疗卫生事业交融发展70年》为题，提出新中国成立70年以来，民族地区医疗卫生事业的交融发展有赖于国家、发达地区和民族地区的合力，并对这三方主体力量发挥的作用进行了分析。论坛最后由中国社科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民族理论研究室主任陈建樾研究员和内蒙古财经大学王奇昌副教授进行了点评。

  “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与发展过程”分组讨论。中山大学黄瑜副研究员发表的论文题目为《文字谱牒、祖先祭祀与通婚禁忌——清代以来都柳江下游地区侗人村寨的“宗族”实践》，她以都柳江下游地区侗人村寨中的“宗族”实践过程作为考察对象，结合文献分析和田野调查，从文字谱牒、祖先祭祀与通婚禁忌三个方面，揭示了清代以来中国社会中的“宗族”观念与组织形态在该地域侗人族群中的进入、发展与衍变状况。中国社科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翟淑平助理研究员以《村庄社区中的多元一体——以嘉绒地区松岗村为例》为题，选取了嘉绒藏区的一个汉藏杂糅村落——松岗为田野点，通过历史人类学的研究方法呈现该村落“多元”与“一体”的形成历程。北京体育大学人文学院黄二宁讲师以《元代族群关系再思考——以“族群内外制”为中心》为题，通过对史料的再考察，从制度渊源、元代四个族群之间在任官和科举方面的差别待遇和士人心态的分析，提出相比于“四等人制”的说法，“族群内外制”的观点更能准确反映元代的族群关系。华南师范大学的硕士研究生李容以《抗日战争时期中共对“中华民族”形象建构研究》为题，分析了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通过政治表达、借助大众传播媒介、制定民族政策等途径对“中华民族”形象的建构。重庆大学向伟讲师以《“教化育宗族”：清代“化苗”的村落实践——以湘西苗疆为中心》为题，以湘西腹地苗寨中的一支麻氏苗人家族社会变迁为个案，阐述了清王朝的“化苗”进程。中国人民大学博士生王科杰以《就其粮饷：南疆的经济支持与清代伊犁驻防初建》为题，通过分析乾隆帝对全疆统治构想的关系、梳理南疆在伊犁驻防初建时期所提供的粮饷支持，阐述了南疆的经济支持与清代伊犁驻防初建之间的关系。中央民族大学博士生姚文君以《紫光阁功臣视角下乾隆帝的民族观》为题，将入绘紫光阁之功臣遴选作为研究对象，结合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档案文献，分析了乾隆帝“大一统”“一视同仁”的民族观。武汉大学古籍所博士生王丹发表了《碑刻、族群、制度与地域：从墓志看元代北方基层社会结构之变迁》一文，她以《辽金元石刻丛编》中所辑录的金元碑刻为中心，解读了碑碣中呈现的北方地方家族在不同时期维护家族利益的不同方式，勾勒了辽金元交替时期以及蒙元统治时期北方地方社会结构的变迁图景，并探讨了其背后的民族史、制度史、社会史意义。中央民族大学硕士研究生梁艳艳发表了《典范史观与反思史学视阈下的满族祖先历史心性》一文，她以在开封满族、蒙古族聚居社区的研究为例，从反思史学的角度，反思了满族祖先历史心性及满汉关系。中国社科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方旭博士后以《世界民族交往与战争——拉采尔的人类地理学与地缘政治学之关系》为题，通过对拉采尔三部作品《人类的历史》《人类地理学》《政治地理学》的解读，对拉采尔从人类学向政治地理转向的学术路径进行了历史与理论维度的梳理。论坛最后由中国社科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民族历史室主任彭丰文研究员和中央民族大学藏学研究院苏发祥院长进行点评。

  “社会变迁与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分组讨论。中国社科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舒瑜副研究员以《德昂族年龄组研究：基于比较的视角》为题，阐述了德宏三台山德昂族年龄组制度的组织特点和历史演变。华中师范大学熊威讲师以《从“舍功德”到“出义务”：外出务工背景下德昂族村寨公共文化建设路径研究》为题，将德昂族出冬瓜老寨作为研究对象，考察了德昂族村寨中最为重要的两类公共文化活动——干摆和干朵，讨论了该村寨从“舍功德”到“出义务”的变迁轨迹，以及外出务工背景下德昂族村寨公共文化建设路径问题。中南民族大学李若慧讲师发表了《当代苗族青年身份的再生产——投资商与T镇苗族人的故事》一文，她以一个苗族聚居地T镇为例，通过分析投资商与T 镇苗族人在苗族文化保护方面的互动，再现了现代性与流动性背景下当代苗族人身份的再生产过程。桂林理工大学章昌平副教授以《信息技术、网络空间与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为题，利用大数据挖掘与网络民族志相结合的混合研究方法，对网络空间中各民族“三交”进行观察与分析，提出了互联网+环境中加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新路径。中国传媒大学博士生黄天乐对以《战狼2》《红海行动》等为代表的人类命运共同体语境下国产主旋律影片中的意识形态言说进行了分析与讨论。中国社科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范明明助理研究员以《气候变化下草原牧民的适应行为研究——以内蒙古锡林郭勒盟为例》为题，分析了2018 年内蒙古中部牧区遭遇严重干旱后，牧民应对气候变化的行为、实际效果及影响。她指出发生干旱后，牧民能充分利用市场，通过与市场之间建立的多种联系，提升单个牧户尺度上的抗灾能力。不过这种现代化的应对行为也增加了牧民的经济压力和草场的生态压力，给草场“社会-生态”系统造成了潜在的隐患。内蒙古大学博士生仁庆苏布德以《空间变化下的哈萨克族餐布文化——以巴里坤县打柴沟村为例》为题，将新疆哈密市巴里坤县打柴沟村作为田野点，对牧民定居背景下，哈萨克族餐布上的饮食和餐布礼仪传统的变迁进行了深入细致的探究。集宁师范学院朝木日力格助教以《库如奇村达斡尔族生产经济变迁》为题，分析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库如奇村达斡尔族生产经济的变迁，及生产经济变迁对该村达斡尔族的饮食、服侍、居住、交通、民间信仰、心理观念的影响，变迁历程中出现的问题，最后并提出了对策建议。中国社科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卢芳芳助理研究员以《平武白马藏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实践研究》为题，运用田野民族志的研究方法，深描了平武白马藏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实践现状，分析了全域旅游背景下藏羌区民族民间文化保护领域多重力量交织博弈、互为主体、互惠共生的过程，同时也指出了存在的一些问题，并提出了对策建议。西藏民族大学硕士研究生王涛玉发表《现代化背景下藏族人民信仰空间变迁研究》一文，她以拉萨堆龙德庆区东嘎村家庭佛堂为例，分析了西藏在市场化和现代化发展过程中，藏族人民宗教信仰空间的变迁。论坛最后由中央民族大学张曦教授和厦门大学杜树海副教授进行点评。

  “文化多样性与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分组讨论。暨南大学历史学博士后李春尧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传统文化根基初探》为题，认为传统文化中的“和谐”理念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提供了传统文化根基，主要体现在“文化多元”解决文明与文明的冲突，“和平非战”应对群体与群体的矛盾，“天人合一”缓和人类与自然的张力。吉首大学陈茜讲师以《以文化多样性的生态功能构筑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基础》为题，从文化多样性的生态功能角度对人类命运共同体进行了解读。中国社科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陈玉瑶副研究员从公民民族主义和团结主义两个方面对法国国民团结的理论源流做了梳理，认为公民民族主义主要体现在法兰西民族是由一个个平等的公民构成。团结主义的观点主要认为团结是一种社会事实，即指人与人之间相互依赖关系，且随着社会分工的发展愈发凸显。最后她认为法国“国民团结”只体现国家对个体的经济救助，而不具备群体关系指向。中国海洋大学弓联兵副教授和硕士研究生李易霖探析了“一带一路”背景下个别国家和地区存在的分离风险，阐述了相关发展态势，分析了其风险特征、触发因素及后果，最后提出了中国在“一带一路”倡议下规避相关分离风险的路径选择。内蒙古社科院孟根仓助理研究员以《俄罗斯民族理论学术话语体系构建研究》为题，对不同历史时期俄罗斯民族理论学术话语体系的构建和与其对应的一系列核心理论术语的内涵、关联性以及研究主题进行了论述，并展望了今后俄罗斯民族理论研究的发展趋势。论坛最后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世界民族研究室主任刘泓研究员进行了精彩点评。

  闭幕式上，中国社科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陈玉瑶副研究员、张少春副研究员、舒瑜副研究员和中山大学黄瑜副研究员分别针对主题专场、分会场发言情况和专家点评进行了总结汇报。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党委书记方勇教授做总结发言，他以“三个汇聚”、“一个聚焦”精炼概括了举办民族研究青年论坛的初心和特点，即汇聚不同科研机构及高校的青年学者、汇聚民族研究领域的不同学科、汇聚青年学者的不同观点；聚焦党和国家关注的重大现实问题和民族研究领域的热点、难点展开讨论。他认为本届论坛非常成功，实现了“三个促进”，即促进民族研究领域青年学者的交流，促进学术观点的交锋，进而促进学科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