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延中，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所长。

摘  要

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届中央政治局第九次集体学习时指出，要“加快形成中国自主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史料体系、话语体系、理论体系”。本文围绕如何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研究和体系建设，从必要性、紧迫性、建设内容及主要举措等方面展开阐述，并就此提出相关建议。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根据民族工作面临的新形势，鲜明提出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民族地区各项工作的主线，形成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论述。在这一重要论述指引下，我国民族工作发生了重大转变，取得了新的历史性成就：推动民族地区同全国其他地区一道打赢脱贫攻坚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迈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但在深入贯彻落实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的实际工作中，民族工作在宣传教育、政策法规、理论宣传等方面的重大调整还面临不少困难、挑战甚至思想认识困惑，特别是在民族理论方面，深受西方民族理论观点和话语体系的影响，缺乏中国自主民族理论话语，更没有科学完备的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体系。适应新时代民族工作转型要求、推进民族工作健康发展，迫切需要摆脱传统的理论束缚和话语陷阱。加快建构科学完备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史料体系、话语体系、理论体系是用我们自主的理论体系更好地应对国内外各种风险挑战的迫切需要，也是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体系的重要任务。
目前，学术界对建构中国自主的民族学知识体系和建构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体系等进行了有益探索。从研究的重要议题和核心概念看，郝亚明等认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党和国家新时代民族工作的重大战略部署，与实现中国式现代化这一国家总体战略具有协同推进关系。石硕从“世界之中国”角度对中华民族概念产生的时代环境、传播机制进行了讨论，指出近代“中华民族”概念的产生代表着中国人整体“民族意识”的觉醒，认为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今天，不能将“中华民族共同体”与“人类命运共同体”对立起来，提出了考察中华民族概念的“世界”和“中国”两个维度。从学科体系看，何明认为，作为现代学科意义上的中国民族学之知识生产，主要经历了现代民族学知识体系的建构、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的初步形成、民族学知识生产全球化、民族学自主知识体系的自觉建构等不同历史发展阶段，形成了独特的演进脉络与内在逻辑。周平等则从政治学学科视角出发，基于国家民族的研究立场创立了中国民族政治学的知识体系。从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体系的要素内容看，金炳镐等认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话语体系，需要从理论来源、思想渊源和学理基础等角度对其进行基础考察，构建包括政策性话语、学术性话语和生活化话语为基本内容的话语体系框架” 。高永久等就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体系的价值意蕴、核心要义和路径等作了专门研究。整体来看，学术界对于中华民族共同体等议题的认识在提升，研究在深化，自主性在增强，但仍然存在问题意识不够强，原创性概念和创新性成果比较少的现象，亟须提高研究深度和广度，扩大影响力，讲好中华民族共同体故事。笔者基于上述研究，进一步系统讨论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史料体系、话语体系和理论体系的相关议题，旨在引起更广泛的讨论和更多创新性自主性研究。


一、传统民族理论及话语表述中的突出问题

（一）中国“民族”概念中的认识问题
虽然中国古代就有“民”及“族”甚至“民族”的表述，却没有现代意义上的“民族”概念。学术界一般认为中国现代意义的“民族”概念是梁启超最早使用的。他于1899 年从日语翻译了这一概念，可以说是舶来品。1902年3月，梁启超在《新民丛报》发表的《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一文中，最早使用了“中华民族”这一概念，还提出应当区分“大民族主义”和“小民族主义”,即包含全部中国民众的“民族”是“大民族主义”，如“中华民族”；作为中国内部各个不同群体称谓的“民族”是“小民族主义”，如“汉族”“满族”“苗族”“瑶族”等。
正是因为作为“大民族主义”的“中华民族”与作为“小民族主义”的“各民族”都使用了“民族”的概念，同时又因为在中国，“中华民族”往往与“中华”“华夏”甚至“汉族”相提并论，这就使中文中的“中华民族”与“汉族”之间产生了联系密切甚至意义相同的解释。但是，一旦把“中华民族”与“汉族”等同起来使用，一定程度上存在把中国境内不属于“汉族”的其他“小民族主义”的群体排除在“中华民族”之外的风险或问题。这也是“民族”概念传入中国并将“中华民族”理解为包含“单一汉族”（中国境内的绝大多数人口）与“中华民族”（全体人口）两层意思的概念之后，一直困扰中国民族学尤其是民族理论研究乃至中国学术界、思想界的一个难题。难点或症结的关键是“汉族”内涵的界定，即汉族到底属于“大民族主义”的民族还是属于“小民族主义”的民族，还是两层涵义兼而有之。另一个难点是中国境内的“小民族主义”的“民族”（也就是中国境内的非汉族群体，或者说少数民族），是属于“汉族”的一部分还是属于“中华民族”的一部分，就成为一个不得不解决的重大理论甚至政策问题。在近代以来“民族平等”的话语体系下，如果把“中华民族”等同“汉族”，非汉族的各少数民族就无法成为具有与汉族一样平等地位的“民族”，只能对其民族地位作变通处理，但又不符合“民族平等”原则；如果承认各个“小民族主义”的群体都是“民族”，认定哪些“小民族主义”群体是“民族”以及如何认识这些“民族”与“汉族”以及“大民族主义”的“中华民族”的关系，又是一个非常复杂敏感的理论难题。
（二）民族与国家、民族与民族的关系以及国家民族的性质问题
前述两种不同类型的民族观对如何看待国家与民族以及民族与民族关系有直接影响。基于一个国家内存在着多个不同的“民族”群体的民族观，可以把民族与国家的关系视为“包容”关系，也就是多个民族共处一个国家，一个国家包含多个民族。这也是长期以来我国一直占据主导地位的“民族观”，表述为中国自古以来就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这是对各民族“共创中华”的历史与现实状况的一个概括。如果把“民族”的内涵上升到近现代主权国家的“国民”层次上，上述“民族”观显然无法概括一个国家疆域内的“全体国民”。如果坚持按照西方“民族国家”的角度定义国家的主权归属，就应当将“民族”上升为“国家民族”。然而，受西方民族国家理论的影响，加上中文中对两种不同性质的“民族”都使用一个相同的概念，一些试图把“群体”性质的“民族”与“国民”性质的“民族”混同起来的做法，就把不同性质的“民族观”上升到“国家观”层面的分歧乃至对立。
如果把“民族”仅仅理解为现代国家的“国民”，坚持“民族”与“国家”的相同性或一致性，就无法理解“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因为按照“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所谓“经典”西方民族国家理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是不可能存在的。要么认可“统一的国家”只存在一个民族，要么把“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解构为各个“单一民族”的国家。在这样的民族国家话语下，是无法理解为什么中国自古就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一些西方学者对此只能说“中国”是伪装成国家的“文明”。近来，有中国学者用“天下”指代“统一的中国”，就是希望避免用“民族”就是“国家”的民族国家理论。然而，以为放弃“民族”概念就能解决“民族”与“国家”的混淆、形成对民族与国家关系的准确把握的观点，有待商榷。近代以来，伴随封建帝制或王权被取代，人民（国民、公民）主权被确立为现代国家的立国之本。在一个国家内的所有国民或人民就成为现代主权国家的主人，把具有相同政治及法律地位的国民确立为“一个民族”是历史发展的趋势。不论国民 （公民） 个体的语言、文化、生产生活方式乃至文化习俗、宗教信仰如何，他们在一个国家内都是权利义务平等的国民（公民）。从这个意义上看，由具有相同国民（公民）身份的全体成员构成的共同体，就是一个国家，也是共同享有这个国家主权的同一个“民族”，只不过这个“民族”已经从“群体”层面上升到“国家”层面，这样的民族就是现代意义上的“国家民族”。以国家命名或自认为是“单一民族”国家的民族，都可以说是这种类型的“民族”，如“法兰西民族”“美利坚民族”“大和民族”等。梁启超提出的“中华民族”概念，也应具有相似的性质。一些专家认为，梁启超“中华民族”的内涵在清朝末年（1908年前后）发生了重要转变，从“汉族”转换为“中国大地上各民族的整体”。当然，不论是梁启超本人还是中国学界的一些专家，甚至是境内外的一些思想家，也在有意无意之间时常把“中华民族”与历史悠久的“华夏”“中华”“汉族”混同起来，增添了理解现代中华民族的难度。这也就是说，作为“国家民族”意义上的“中华民族”与历史上的“华夏”“中华”“汉族”等概念并不完全是一个意义。
“中华民族”概念的混用，既是不同“民族观”下对“民族”内涵的不同理解，也体现了不同时空条件下对“民族”与“国家”历史的“历史观”的差异。本来，站在统一国家的立场上研究阐释一个国家的历史，对于疆域等重大问题的看法总体上应是一致的。然而，如果仅仅站在“民族”的角度研究国家的整体历史或者国家不同区域和不同群体的历史，在历史观方面往往会出现分歧。因为近现代以来“民族”与“国家”等同的概念和内涵，并不能简单地应用于古代王朝史的阐释与叙述。不论是大一统王朝的统一时期或多个政权并存的分裂时期，当时的“疆域”与国家主权意义上的现代国家疆域不同，当时建立统一王朝或各自政权的“民族”与现代意义上的民族也不同。由于对不同时期“民族”“国家”“疆域”“政权”等基本概念的不同内涵缺乏必要的辨析，混同使用就会出现思想认识上的问题，进而引发历史观、国家观、民族观、文化观等方面的混乱，甚至出现政治立场与理论导向方面的偏差。
（三）传统民族研究的研究对象“窄化”和研究短板问题
长期以来，我们的民族研究受西方民族学、人类学理论的影响，过分强调民族差异性和多样性。从研究对象上看，我国的民族学主要研究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甚至仅仅研究单一少数民族的历史与现状。这就导致对各民族之间的差异性、独特性研究多，对中华民族的形成发展史、各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状况和综合性的比较研究比较少，各民族之间的边界越来越清楚，各民族的民族意识不断强化，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意识弱化，一些地区、一些群体的国家意识、公民意识、法治意识亟待加强。这些问题的根源则是在民族观等方面出现偏差。
（四）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自主知识体系的迫切性问题
从西方引进的民族学在中国传播了近一个世纪，一代代学人在推进外来民族学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探索民族理论中国化时代化方面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但是，不论是民族学的研究还是民族理论的探索，还面临着转型转向的压力。一些不利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与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理论观点和政策主张，并没有得到认真分析和系统梳理。在实践中还存在一些不符合增进共同性方向、尊重和包容差异性原则的做法。由于民族理论与话语体系等方面存在的诸多问题，使民族工作的一些领域和局部地区存在着思想认识上的混乱，正确的国家观、民族观、文化观、历史观、宗教观等“五观”教育比较薄弱。因此，必须加快构建新时代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理论体系，为在思想理论建设、教书育人、国际舆论斗争等方面的工作提供强有力的理论支撑，更好助力新时代民族工作的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华民族大团结，凝聚各民族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磅礴伟力，不仅需要传统的民族学关于加强民族团结进步的相关知识，还需要用各学科的普遍性知识、用中国特色的话语体系、用我们自己的理论方法，“讲好中华民族共同体故事，讲清楚中国共产党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是我国各民族共同发展进步的可靠保障，讲清楚中华民族是具有强大认同度和凝聚力的命运共同体，讲清楚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所具有的明显优越性”。

二、积极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史料体系建设


（一）高度重视史料体系建设的基础性作用
构建科学完备的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体系，必须依靠充分翔实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史料体系来支撑。要想把一个国家、地区以及群体的历史发展过程及其演进特点说清楚，扎实的史料是基础和根本。围绕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体系建设，必须大力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史料体系建设。这不仅是为话语体系、理论体系建设提供基础资料的问题，而且是深化中华民族共同体重大问题学理性阐释和科学化分析的重要思想源泉。
在中华大地上，各民族的先民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交往交流交融，留下了十分丰富的证据和史料。作为世界上唯一以国家形态发展至今没有中断的文明古国，中国不仅留下了世界上记录最详细、最完整、最精确的各种各样的历史书籍和文献资料，成为记录中国历史乃至周边国家历史的丰富文献宝库，而且借助现代考古学的发展，发掘出分布面积广、历史跨度长、体系类型全、资料信息丰富的考古实物、历史遗存和文物遗产。在进入西方主导的近代国际体系之后，西方列强的侵略压迫剥削，使中华民族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劫难。但是，不屈不挠的中国人民在与外国列强的抗争中不仅实现了民族自觉，留下了无数彰显爱国主义精神的名人故居、历史遗迹、文物实物等丰富的文化遗产；在中国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换的过程中，大量厂矿企业旧址、机器设备产品、商品技术贸易交流史料等，充分证明近代以来中华民族与世界各国的密切联系。近现代历史资料具有现实性强、内容包罗万象、题材契合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主题等特点，既是记录中华民族共同体从自在到自觉转变的鲜活资料，也是中华民族推进现代化建设、积极主动建设现代文明的生动体现。
中华民族共同体史料体系建设既要重视古代史料的挖掘整理与研究阐释，也要重视近现代文史资料和实物资料的整理和挖掘，注重发挥各种类型的博物馆及文物文化场所的作用。每个时期、每个地区都发生着各民族间互帮互助的生活实践，特别是在近代以来抵御外侮、防止分裂、维护统一的进程中，各族人民空前团结、同仇敌忾，书写了中华民族艰苦卓绝、气壮山河的伟大史诗，涌现了大量可歌可泣的典型事迹，留下了丰富的历史文化材料、文献资料和文物实物资料。新中国成立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我国确立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进行了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引领各族人民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建立了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改革开放以来，实施了西部大开发战略，进行对口支援和扶贫协作等针对民族地区和少数民族的多项优惠扶持政策，促进了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进入新时代，脱贫攻坚战的胜利使全国消除了区域性的整体贫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并开启了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征程。新中国56个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历史过程，不仅展现了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性转变，而且涌现了难以计数的各民族守望相助、团结发展的典型案例。
（二）充分挖掘历史典籍中记载的各民族共创中华的历史事实
作为四大文明古国之一，中国产生了多种语言、不同形式的历史典籍，记载了“五个共同”的生动历程，展现了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和发展的历史事实。中国自周代共和元年确定明确的历史纪年，历史典籍记载连续而清晰。特别是秦朝建立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之后，历朝历代都有严格的官方机构进行历史记录。“二十四史”作为官方记录的王朝历史，从政治经济到社会民俗，记载翔实，资料丰富，成为记载中华民族发展史最主要的典籍资料。
《史记》将中华各族视为一个整体进行书写，开创了为少数民族著书立传的传统，此后历代延续，形成了包括《汉书》《后汉书》《宋史》等在内的二十四史。这些历史典籍绝大多数都包含了少数民族与汉族的交往情况。《史记》以黄帝、颛顼、帝喾、尧、舜的世系为起点，具体记载了十二本纪、十表、八书、三十世家和七十二列传，明确了华夏族群与匈奴、南越、西南夷等各民族之间的亲缘关系，将秦、楚、越、匈奴、西南夷等民族的祖先一同纳入华夏的五帝的世系中，提出圣王同祖、华夷共祖的观念，并以黄帝为华夏第一帝王。“秦之先，帝颛顼之苗裔孙曰女脩。”“楚之先祖出自帝颛顼高阳。高阳者，黄帝之孙，昌意之子也。”“越王勾践，其先禹之苗裔，而夏后帝少康之庶子也。封于会稽，以奉守禹之祀。”“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曰淳维。”这些记载表明了先秦、秦汉时期黄河流域、长江中上游民族之间的亲缘关系，“华夷共祖”的文化认同已深入人心。《汉书》《晋书》《旧唐书》《新唐书》《明史》等记载了各民族在政治、经济方面的广泛交往，如唐蕃之间的数次会盟，明朝时期的边疆招抚政策，茶马互市等。
秦朝实行“书同文”政策，在广阔的疆域内实现了“文字”的统一，为此后历代“大一统”国家的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与此同时，中华大一统并不是“一刀切”，而是多元并存，经济上相互依存，文化上兼收并蓄、兼容并包。在正史之外，还保留了用多种语言文字记载的丰富史料，包含边疆民族史、文化史等丰富内容。此外，全国很多地方都留存下来不少地方史志资料，包括地方志、会要、笔记、谱牒及文学作品等。如清代彝文古籍《西南彝志》，汉文、满文、蒙古文3种文字版本的《孟子》《御制满汉合璧易经》，最早的双语教科书西夏文汉文字典《番汉合时掌中珠》，藏文和蒙古文大藏经《甘珠尔》《宋会要》，托忒文的《西游记》等。这些内容揭示了中华民族发展的整体性和内在联系，描绘了各民族共创中华的多彩画卷。
（三）高度重视考古资料在中华民族共同体史料体系建设中的作用
作为历史文化大国，点多面广量大的考古资料无疑是实证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和各民族自古就是不可分割的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物证资料。我国的文献资料固然丰富翔实，但是要充分说明中华民族的形成发展史，紧紧依靠文献记载是不够的，尤其是文字形成之前的历史更需要依靠考古资料来弥补不足。对考古资料的充分挖掘使用，可以用实物资料证实中华民族的先民们在中华大地上繁衍生息的悠久历史，对相关文献资料的叙述可以起到弥补、矫正（证实或证伪）、拓展等多方面的作用，更可充分利用文物和考古遗址，讲好各民族交往交流的历史故事。
“我国考古发现展现了中华民族起源与发展的历史脉络，我国考古发现的重大成就实证了我国百万年的人类史、一万年的文化史、五千多年的文明史。”当代考古科学的发展，对深化中华文明的起源及中华文明各个不同阶段发展演进特点的研究，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支撑作用。考古学家基于对我国大量考古资料的深入研究，已经突破了关于文明起源发展的西方话语和西方叙事模式。很多考古遗址，极大地弥补了文献记载的缺失，有些发现甚至填补了文献记载的空白。内蒙古哈民遗址的史前人类聚落、乌兰察布大窑遗址的“大窑人”、萨拉乌苏遗址的“河套人”、扎赉诺尔遗址的“扎赉诺尔人”等古人类遗存，基本厘清了旧石器时代中国北方草原文明的发展序列。新石器时代，西辽河流域出现的红山文化、兴隆洼文化、小河沿文化、夏家店文化，黄河中上游地区出现的仰韶文化，长江流域出现的良渚文化、三星堆文化等，已经充分证实了游牧文化、农耕文化、海洋文化之间在远古时期的相互联系与密切关系，建构起了中华古代文明叙事的完整体系。
考古资料非常形象地展示了我国建立统一多民族国家以来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在宁夏同心县倒墩子（西汉时期）匈奴墓地中，出土了来自中原的陶器、漆器、铁器。陕西神木县的东汉画像石墓葬群中既出现了具有草原文化特征的狩猎画像砖，也出现了带有儒家礼制的家族墓地、合葬形制，充分表明了匈奴家庭结构的汉化趋势。倒墩子遗址、东汉画像石墓葬群中出现的五铢钱、半两钱等古代货币，表明游牧民族与中原农耕民族之间密切的经济往来。和林格尔墓出土的以北壁乐舞百戏图、农耕图为主题的壁画，尼雅遗址出土的印有蛟龙纹和菩萨像的蜡染棉织品，新疆尉犁县营盘墓地、洛浦县山普拉墓地及阿斯塔那等墓葬中出现的各时代的鸡鸣枕等葬品，生动体现了中原文化在民族地区的传播情况。黑水城遗址出土的西夏文献、文物中包含了大量描述基层社会生活的文书，其中户籍帐的存在证实了各民族的通婚现象，西夏文和汉文的《杂字》分别记录了西夏的“番姓”和“汉姓”，显示出各民族之间在交往中形成的深层交融。
（四）充分认识并发挥文化遗产特别是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料对中华民族共同体史料体系建设的作用
有形的物质文化遗产和无形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各民族在历史中交往交流交融积淀的结果，也是充分展示各民族发展历史与民族间交往交流交融的实物例证。物质文化遗产所表征的知识信息蕴藏着具体的历史情景，实证性和客观性体现得更加充分。对反映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文化遗产进行系统梳理，构建中华民族发展史的代表性文化遗产谱系，不断丰富“五个共同”和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史的内容，实现“物”“史”互证，完成基于“物”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历史叙事。以物质文化遗产为载体，深入挖掘其中蕴含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髓，可以更好地树立和突出各民族共有共享的中华文化符号和中华民族形象。文化遗产中具有历史、艺术、科学价值的古文化遗址、古墓葬、古建筑、石窟寺、石刻、壁画、近现代史迹，以及能够反映历史上各时代各民族生产生活、社会制度的代表性实物等都应被纳入史料体系之中。秦始皇兵马俑不仅形象地展示了秦朝的军事力量，也充分证实了在中华大地各个不同区域最终走向统一、建立起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历史进程。集结了汉族、藏族及其他民族建筑风格的布达拉宫，见证了各民族之间友好往来的历史。故宫不仅与安徽凤阳的明中都、南京的明故宫遗址有着直接的沿袭关系，其形制甚至可以追溯至夏代以降的历代都城，是中华文化一脉相承的重要符号。云冈石窟的二佛并坐造像的兴盛，是北魏借助佛教彰显中原正统、王权神授的结果，敦煌石窟和麦积山石窟的二佛并坐造像可以看作是云冈模式的西传。
以各地的民俗文化为主要代表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深嵌于各族人民的日常生活之中。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史料建设主要以中华文化为主干，以各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为枝叶，搜集、挖掘、保护各类保留多民族交融历史与中华文化基因的文字、歌曲、舞蹈等不同形式的口述史资料、档案资料、数字资料等，构筑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如传唱于西北地区的民间音乐花儿，不仅散见于宁夏、青海、新疆等地，其传唱之人更是跨越了民族界限，实现了汉族、回族、东乡族、保安族等多民族文化共享。壮族的嘹歌、土家族的摆手舞、藏区的锅庄舞、湘西的傩戏、民族史诗《格萨尔》《江格尔》《玛纳斯》等均孕育于各民族相互融通的日常生活实践中，成为各民族共享的中华符号，生动展现了中华文化兼收并蓄的特点。

三、努力打造中华民族共同体话语体系

（一）充分认识“话语权”的重要性
“话语产生的权力是国家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一个国家国际话语权大小直接影响和体现着国家软实力的强弱。”西方世界把近代以来形成的政治价值观念体系提炼成所谓的“普世价值”，通过经济、军事、技术霸权和发达的传播手段，占据了国际话语制高点。为了加紧打压与遏制中国的发展势头，他们既充分运用其军事、科技、金融等硬实力，更擅长运用长期主导国际话语权的软实力，为打压中国的发展与国际合作不断制造舆论甚至不惜造谣污蔑，丑化和抹黑中国的形象。有学者甚至认为，当今美西方世界的霸权“在某种程度上是靠政治话语霸权来确立和维持的” 。由此可见，为中国发展创造良好的国际舆论环境，迫切需要提高我国的国际话语权和传播力，尤其是提升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国际影响力。
（二）中国迫切需要自主的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
2016年，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指出：“在解读中国实践、构建中国理论上，我们应该最有发言权，但实际上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在国际上的声音还比较小”，进而提出了“要注意加强话语体系建设”的号召，并把它作为加强哲学社会科学体系建设的三大任务之一。“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需要不断在实践上和理论上进行探索，用发展着的理论指导发展着的实践，哲学社会科学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水平，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一个国家的发展水平。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体系、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根本目的，是为了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顺利发展。作为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重要工具，社会科学需要不断进行理论创新、话语创新。
（三）中国自主的民族话语体系建设刻不容缓
回顾国外特别是西方民族理论进入中国的历史，西方话语体系从基本概念、研究范式到基本观点、理论体系在我国民族学、人类学的教学科研乃至我国民族理论和政策法规实践中，都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这使中国产生了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学”学科体系，但也使产生于西方土壤之上的理论变成了认识我国历史与现实的理论方法和话语体系。比如，我们长期使用舶来的“民族”概念而忽略了作为56个民族整体的“中华民族”概念，在理论研究和实际工作中注重强调各个民族之间的差异，忽略了各民族之间的联系和交往交流交融，对各民族共创中华历史和中华民族共同性强调不够。关于“民族”的话语多而强，关于中华民族的话语少而弱，而且在研究阐释上存在一定偏差。有些研究甚至把来自西方学界的理论观点作为阐释中华民族发展史和看待我国民族关系的标准。在涉及民族与国家的关系问题上，用西方民族国家的话语体系和理论框架研究阐释本属“族群”层次的“民族”，没有看到中国大一统的历史与现实。持不同观点和意见的学者，经常由于民族概念内涵的不一致而产生争论。这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深化对民族现象的认识，但在一个时期带来的导向分歧甚至理论混乱也是客观存在的。如果不从话语体系着手，就很难真正建构起立足我国实际、具有科学性和解释力的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体系。
（四）坚持文化自信和中华文化主体性
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及中国自主的中华民族共同体话语体系，需要坚持并不断增强理论界对中华文化的文化自信。近代以来，西方文明和西方强势文化的冲击，导致不少人动摇乃至丧失了对中华文化的信心。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开启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艰辛探索。改革开放以来，伴随中国式现代化的持续推进与巨大成就，党和人民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不断增强。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在多个场合、多次讲话中强调“文化自信”，将“三个自信”变成“四个自信”。“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说到底是要坚定文化自信。”“自信才能自强。有文化自信的民族，才能立得住、站得稳、行得远”。
坚定文化自信，根源在于坚持“两个结合”。在几千年的历史发展中，中华民族之所以能够历经磨难而坚韧向前，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世世代代的中华儿女培育和发展了独具特色、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为中华民族克服困难、生生不息提供了强大精神支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有深厚的历史渊源”，“是在对中华民族5000多年悠久文明的传承中走出来的”。“只有立足波澜壮阔的中华五千多年文明史，才能真正理解中国道路的历史必然、文化内涵与独特优势。”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和连绵不绝的中华文明之所以长存于世，归根结底源自中华民族的悠久历史，源自中华民族对自身文化主体性的坚守。“有了文化主体性，就有了文化意义上坚定的自我，文化自信就有了根本依托，中国共产党就有了引领时代的强大文化力量，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就有了国家认同的坚实文化基础，中华文明就有了和世界其他文明交流互鉴的鲜明文化特性。”在现代化进程中坚持中华文化的主体性，中国就必须用自己的话语体系把中华民族的历史与现实表达清楚。正如方块汉字数千年来作为中国语言文字的典型样态一样，关于当代中国和中国人自己的话语体系，也一定带有中国历史文化的深刻烙印。只要站在中华民族的立场上，用“五个共同”的整体史观研究中国和中华民族的形成发展史，研究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研究中华民族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实现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事实和发展趋势，就一定能够形成属于我们自己和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自主话语体系，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体系建设发挥好支撑作用。
（五）推动民族学研究的范式转换
推进民族理论政策话语体系创新，要突破民族学传统固化的思维方式。民族学研究的是民族现象。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我们已经形成了一整套民族学的概念与话语体系，但是这套体系主要运用于“少数民族”相关的领域中。在某种程度上，以往的“民族学”变成“少数民族学”，“民族理论政策”主要成为针对少数民族的理论政策，“民族区域自治”过多强调了地方的自治性，而没有准确把握民族区域自治与维护国家统一的关系。民族现象是全局性、系统性现象，仅仅靠民族学单一学科的知识是无法阐释清楚的，应在传统的民族学研究中借鉴其他学科的理论方法，也需要其他学科从不同角度广泛关注并参与民族问题的研究。从民族学学科发展史可以看出，人类学、社会学、政治学、历史学等很多学科都可以在中华民族共同体学术研究中发挥积极作用，都可以为民族理论政策的发展提供新的研究视角、做出各自的贡献。

四、积极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体系建设

（一）理论建设要充分体现中国化时代化原则
“社会大变革时代，一定是哲学社会科学大发展的时代。当代中国正经历着我国历史上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也正在进行着人类历史上最为宏大而独特的实践创新。”“这种前无古人的伟大实践，必将给理论创造、学术繁荣提供强大动力和广阔空间。”梳理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带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艰辛探索的百年历程，总结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丰富实践，特别是改革开放40余年来经济高速发展和社会持续稳定的辉煌成就，比较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与世界各国处理本国民族问题的经验教训，是新形势下民族学转型发展的客观需要，更是建构科学完备的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体系的重要依据。
（二）研究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与发展的基本逻辑
从历史逻辑上看，中华民族共同体是历史发展的结果。现实是历史的延伸和发展，历史是现实的前提和基础。为什么中华大地上的各民族在历史的长河中能够从多元走向一体？为什么中国能够从分散林立的众多部族方国最终发展成大一统的多民族国家？为什么大大小小的各种多元群体最终发展成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中华民族共同体”这样一个超级的民族实体？这些现象从西方民族学和相关学科中无法找到科学解释和准确答案，需要学术界从中华民族诞育、形成和发展史中寻求理论答案。中华民族共同体能够把分散的各民族凝聚成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广土巨族，这是由中华文明的根本特性决定的，也是由中华民族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各民族内向凝聚、坚持和平发展的独特道路决定的。要看清中华民族的现状和未来发展方向，必须从历史中寻找线索，从历史逻辑中寻找答案。从历史发展逻辑中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体系，必须阐明各民族在中华大地上长期共同生活、生产中共同性不断增强、中华民族共同体不断发展壮大的主流趋势，阐明虽然近代以来才出现“中华民族”这个名称，但在历史长河中，“中华民族”作为多元一体、相互离不开的民族实体已经长期存在的历史事实。
从理论逻辑上看，习近平曾用三个“相互”阐发了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与发展的内生动力：“一部中国史，就是一部各民族交融汇聚成多元一体中华民族的历史，就是各民族共同缔造、发展、巩固统一的伟大祖国的历史。各民族之所以团结融合，多元之所以聚为一体，源自各民族文化上的兼收并蓄、经济上的相互依存、情感上的相互亲近，源自中华民族追求团结统一的内生动力。”2024年9月，习近平在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用五个“相”阐发了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与发展的内生联系：各民族血脉相融，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和发展的历史根基；各民族信念相同，是中华民族缔造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内生动力；各民族文化相通，是中华民族铸就多元一体文明格局的文化基因；各民族经济相依，是中华民族构建统一经济体的强大力量；各民族情感相亲，是中华民族一家亲的坚强纽带。这些论述充分揭示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发展规律和建设路径，其背后的学理阐释、实证研究还需要理论界不懈的努力。
（三）加强中华民族共同体学科建设
加强学科建设、优化学科结构是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体系的重要条件。要改变只有民族学、人类学关于“民族”的理论才是“民族理论”的旧思维，形成多学科共同参与研究关于民族与民族、民族与国家、民族自身发展规律和趋势的新格局。这就需要按照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要求，贯彻习近平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论述，推进新时代的民族研究和中华民族共同体学科建设，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引领、以增进共同性为导向推进学科优化，加快学科建设。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迫切需要民族学学科转型转向。有一段时间，我们的民族学从概念到基本理论观点主要来自国外，并且形成了西方民族学（或人种学、人类学）和苏联民族理论两个学术传统。两者在解释中国悠久复杂的民族现象和引导民族工作实践中虽然发挥了一些积极作用，但也存在不少偏差。因为两者往往把“民族”概念等同于“少数民族”，很少研究经过长期交往交流交融形成发展起来、占全国人口绝大多数的“汉族”，基本不研究代表全体国民的“中华民族”。这也导致民族学一般只研究各民族之间的差异性，忽略各民族的共同性；只强调各少数民族的特殊性，忽视各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只强调各民族的单一发展史，忽略了各民族共创中华的整体发展史。新时代党的民族理论、政策、实践工作的创新发展，对加快构建符合我国国情、具有中国特色的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体系提出了迫切要求，也为推进新时代民族学的转型发展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
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体系建设是对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各相关学科提出的共同任务。研究中华民族的悠久历史，需要考古学、历史学、语言学、文字文献学等基础学科投入力量，加大学科建设力度。研究包括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在内的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两个结合”的科学内涵与实践路径，需要马克思主义、党史党建、哲学、政治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等学科的介入与引领，只有这样才能真正理解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能够在中华大地上扎根发展，为中国广大民众所接受，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作为中国人民的先锋队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带领中华民族获得独立解放、实现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的历史使命。研究中华民族发展史，必然要放到世界范围内，从人类社会发展史的角度去考察，这就需要国际政治、世界经济、区域国别等学科的介入，从国际比较的视角分析古今中外民族事务治理或者处理民族问题的不同类型及其利弊得失；从民族事务治理成效的多学科研究分析中更好地理解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中国特色和民族特色，为世界各国治理民族问题提供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以中国特色的民族理论和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体系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中国贡献。鼓励打破学科界限和学术壁垒，积极开展跨部门、跨领域、跨专业的联合调查研究，组织跨学科论坛，开展多学科对话，促进学术交流。
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体系需要民族学与各相关学科共同努力，也需要加快形成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的专业化学科支撑，发挥好各级各类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基地、教学基地、实践基地的引领和载体作用。目前，中央统战部等四部委已经确立了28家专门研究基地，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和民族地区也建立了一大批研究基地或教学科研机构，但重大创新性科研成果还不多，引领学术理论体系建设的精品力作相对匮乏，精准阐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有效服务国家和各地民族工作实践的人才队伍还较薄弱。要进一步加强对各类研究基地、教学实践基地的指导，不断提升其专业素质和能力水平。要建立更加有效的激励约束机制，鼓励各相关机构把准研究方向，围绕中华民族共同体重大基础性问题联合攻关、融合发展。
（四）始终坚持正确的立场、观点和方法
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研究，必须站稳马克思主义立场、站稳中国立场、站稳时代立场，必须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持续推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首先要把握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坚持好、运用好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六个必须坚持”是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概括，必须贯穿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体系建设全过程。人民至上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必须树立好为人民做学问的理念。站稳中国立场和时代立场就是要坚持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民族理论政策研究包括中华民族共同体学科建设，必须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从中国国情出发、从现实需要出发、从实地调查出发的基本原则，坚持一切理论尤其是外来理论必须与中国历史和现实相结合的研究路径，坚持民族学、人类学、宗教学及相关哲学社会科学的中国立场与时代化发展方向。
推进理论创新，必须处理好民族研究政治立场与学术观点的关系。民族研究的各相关学科都具有很强的政治性与意识形态属性。坚持政治性与加强学术性并不矛盾。在坚持民族研究正确政治立场的前提下，必须努力提升理论政策研究的科学性、学术性、专业性。既要防止把民族研究变成失去现实关照的所谓“纯学术”，又要坚持立足田野、实地调查、从实求知的研究方法，把研究结论建立在扎扎实实的科学研究基础之上。对于民族研究领域的重大争议问题，要理性分析与客观对待，既不能把政治立场问题当成一般的学术问题对待，把“民族学”当成没有政治性的学科，也不能把一般性的学术问题简单地当成政治问题上纲上线。按照民族工作“是什么问题就按什么问题处理”的基本原则，对民族学的学科建设问题、学术理论问题、学术研究工作，多一份理解与支持，鼓励学者们潜心研究，为其走进田野、深入民间多提供一些支持，多创造有利条件。
（五）营造有利于理论发展的良好环境
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建设和民族理论政策研究，需要创造良好的学术环境、舆论氛围和创新空间。民族工作在党和国家工作全局中具有战略地位，做好民族领域实际工作既敏感复杂，又存在各种各样的新情况新问题，对待那些在实践探索中尚没有定论的新领域新问题，要做出全面、科学、精准的判断委实不易，推动哲学社会科学各学科的理论创新，尤其是推进民族领域的理论观点创新、话语体系创新面临着很多困难和压力。学者的研究需要通过出版发表科研成果来体现，学术发展繁荣也需要交流平台的支持。由于民族理论政策调整往往涉及立场观点、切身利益、民族情感，在一些问题上达成共识比较困难，需要加强正确的舆论引导。要加强民族理论知识和法律政策的普及宣传，鼓励相关领域专家学者和工作人员多发声，用正面、理性的声音引导舆论，防止杂音、噪音干扰社会稳定、民族团结和民族工作大局。学术研究的创新是话语体系创新的基础和前提，没有学术创新，话语创新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六）大力推进专业人才队伍建设
推动新时代民族理论政策研究走向深入，必须把人才队伍建设放在基础地位。这方面工作的重要性毋庸多言，问题是如何形成民族学“人才辈出”“大师云集”的体制机制。一方面靠外部环境改善与增加支持、激励，另一方面则需要不断提升民族研究工作者的责任心和奉献精神。外部条件具备了，内因就是决定性因素。囿于多种因素的影响，青年专家学者受传统民族学话语体系和理论观点的影响相对较少，当代知识体系和研究方法手段训练得比较充分，转型发展的潜力和动能更强。要大力加强人才队伍建设尤其是各学科青年专家学者的培养，为他们创造更多的机会，提供更大的舞台，克服成果出版发表方面的制约障碍，鼓励他们潜心钻研、厚积薄发，产出更多立足中国历史、解读中国实践、回答中国问题、助推改革发展的原创性成果，为形成科学完备的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体系添砖加瓦、厚植根基。
在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新时代，在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新征程中，民族学等相关学科要充分利用学科优势，围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个新时代民族工作的主线和民族地区各项工作的主线，认真学习研究和贯彻落实中央民族工作会议精神、习近平文化思想和习近平在二十届中央政治局第九次集体学习及在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大力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体系建设。实践是理论的基础，推进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各学科发展尤其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体系建设，也必须立足实践，扎实开展调查研究，从党领导各民族人民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伟大实践中进行理论总结。只有这样，才能得出既符合中国实际、又能够指导实践的研究成果。只有深入研究当代中国现代化建设进程中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才能更好地推动民族理论政策史料体系、话语体系和理论观点的创新发展，才能为建设中华文明和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做出更大的贡献。